[106]編採訓練作為一門人文訓練
（轉載自zonble’s promptbook）
竊以為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的教學、研究的現況，可說是處於病態，而要用最簡單的幾個字型容這種病態，我想應該是—精神分裂；而要簡單形容這種精神分裂，那就是，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科系中，可以看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價值取向上，往往是根本否定自己的教學。
而有時候你也會覺得，新聞傳播科系口口聲聲說要透過研究、教學、反思，改革傳播媒介，但是就目前的發展來看，新聞傳播科系似乎比媒介機構，更應該改革，更應該反思。
大抵上，在新聞系所裡頭所教授、研究的知識，可以粗略而簡單的區分成兩個區塊：一是所謂的新聞術—包含採訪、寫作、編輯、各種新科技在傳播上的導入…同時，在各種技術上，媒介工作者以特定的意識形態或價值，統攝種種技術，這些意識形態或價值起自於各種發生在歷史中的自覺或不自覺，來自於某些特別的媒介工作者在某些特別的時空條件下所做的特別判斷的累積，而這種傳播媒介工作者的價值、思想、經驗、信仰，或用一個現成的詞彙來說，這叫做—專業義理，也就是一門主義，這門主義與新聞術的總和，簡而名之，稱為新聞學（Journalism）。這種訓練有著相當的人文或文學訓練的色彩，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新聞科系往往是在文學院下，也不是沒有道理。
而另一方面，則是奠基在社會科學基礎上的所謂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或傳播研究（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等），是將媒介當作社會的一環，當媒介組織當成是一個小社會研究，以及研究這個小社會與整個社會的互動：媒介內容對於社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是大眾媒介直接發揮效果還是大眾媒介中的內容再透過某些特定人加以轉述才產生效果，以及媒介所表現的內容與社會中其他社群之間的觀念間到底是相符還是存在落差，或是某一個社會如何透過媒介強勢影響另外一個社會…。
而就新聞學與媒介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目前常可以聽到的主張是，新聞學是狹隘的，而媒介、傳播研究是寬闊的，媒介研究大於而且包含新聞學，認為新聞學只是在媒介內部的一門知識，而媒介研究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包含媒介與社會間的林林總總。
這種媒介研究大於而且包含新聞學的說法，早幾年可以看到的是，像潘家慶老師把他所教授的新聞學這堂課整個，改成與他另外一門大眾傳播概論的內容完全相同，而最近可以看到的是像《新聞學研究》這類的學術期刊一直想要改名，新的中文名稱還沒有出來，從英文上面倒是可以先看出一個端倪：《新聞學研究》的英文名稱，已經是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如果要主張媒介研究可以包含新聞學，也未嘗不可，但是如果要這麼主張，則有必要調整目前以社會科學訓練為主的研究方法教學，因為整個新聞科系中的知識訓練，並不只有社會科學的面向；社會科學知識可以幫助了解社會中傳播行為的各種面向，但是，編採訓練，卻是一門人文訓練。
※
人文訓練與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對象都是人類的行為，但是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基本面向的不同：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在於如何有效而普遍的解釋、描述世界，在精準描述世界之後預測、或批判世界，而人文訓練的主要目標，在於肯定特殊的高度，並回頭化成世界。
社會科學所肯定而且企圖追尋、描述的，是人類行為的通則，人文知識則反之，人文知識感到興味的，則是那些往往在統計樣本數中要剔除的特殊樣本—為什麼同樣是人，為什麼有些人能夠特別突出、高於其他人，能夠更接近某個超越對象，這些人有什麼不同的自覺？造成這些人突出的原因是什麼？其他人能不能夠達到相同、或更高的高度？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則不是社會科學的方法所能夠提供的，因為在社會科學的面向，這些問題往往根本不構成問題。
就一個社會科學的科系來說，目前看來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社會科學主要可以分成三支：政治科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以政治科學系所來說，很清楚自覺到，政治科學的訓練目的在於訓練出優秀而嫻熟於政治組織、制度、理論、行為的研究者，並不打算研究偉大的政治家為什麼偉大，不打算教授學生誰是偉大的政治家、怎樣才是偉大的政治家，也不打算訓練出偉大的政治家出來。但是，新聞傳播系所在學院中同時要培養兩種人才，除了培養觀察媒介的人才，更要培育在媒介工作的人才。
社會科學也可以是編採工作中的工具，例如問卷調查與所謂的精確新聞報導，但是很詭異的是，在新聞科系中將絕大部份知識建立在社會科學基礎上，但是現在也很少看到有老師在開精確新聞報導這類的課，實習報刊上面也可以說看不到民意調查。
在校園中可以看到的現象是，教授編採課程的老師往往是學術研究與教學精神分裂，老師可以做出很好的調查研究，但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卻並不能夠應用回寫作或編輯的課堂上。而在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中可以看到的，是又有些老師不滿於此，覺得既然自己在學院中做了這麼多研究，總是該讓研究成果應用回編採課堂，而這種應用便是以社會科學指導編採，而往往便是不顧社會科學與人文訓練之間價值差異的指導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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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可以看到像這樣的現象。
輔大張文強教授的國科會研究案成果報告—〈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平淡與熱情的對峙〉，或許可以當作社會科學如何指導編採的代表，在這篇論文中，張文強教授要研究的問題是新聞工作者在組織中為什麼會逐漸消卻熱情，透過深度訪談線上記者以及觀察自己學校中的實習報刊描述現象，然後提供一些建議。
這篇論文最讓人詭異的地方，就在於研究實習報刊的那個部份，在這篇論文中，只能看到張教授如何以「研究者」的角度，「以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實習媒體《生命力》做為參與觀察對象」，把自己學校裡頭的實習報刊當成是一個像是自己不在其中的、別人的機構，而且「《生命力》的實習報性質…有利於我們從幾近新手的身上，藉由工作不順暢之處觀察常規的形成」，在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學生就在你面前，老師不但不授業解惑，反而是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對「不順暢之處」表現得興味盎然；這樣一篇論文給人的第一個觀感，就像是張教授只顧著要當研究者，都不要當老師了一樣。
在觀察過程中，也只把實習報刊的指導老師當成是個媒介主管，取消了指導老師作為指導老師的身份。學生在實習報刊中如何向指導老師學習，完全被形容成如何「校準」指導老師的意識形態，而在「校準」過程中生活如何陷入常規、失去熱情；如果在實習報刊中學生的學習不過是一種「校準」，那，學院的價值又是何在？—豈不是，研究生寫畢業論文，也不過是在「校準」口試委員，老師寫論文也不過是在「校準」期刊編輯，計劃案也不過是在「校準」國科會、教育部，那麼，在論文中所稱學院會比業界有更高的熱情，實在不知道根據何在。
這樣一篇目的是如何落實新聞教育理念的論文，方法上卻看起來是要摧毀新聞編採教育—社會科學立場上的老師不是老師而是研究者，報刊的指導老師也不是老師而是個媒介主管，學與術的老師都不是老師，學校聘了一位老師，但是老師在期刊論文中、在國科會報告中，都不把自己當老師；老師都不是老師了，那，那來的新聞教育？
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如果如前言中所說，是「期待落入平淡節奏的新聞工作者具有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那麼，學院的工作為什麼是迂迴的研究常規如何如何，而不是肯定的繼續說明什麼是「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呢？直接肯定「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的人物？難道是因為都沒有「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的人嗎？如果現在沒有「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的人，憑什麼可以靠著這種研究常規的研究，就能夠產生「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的人物？
又說，「新聞被視為是充滿刺激與挑戰的工作」，只是「…反映了一般人對於新聞工作的主要想像」。學院的任務，只是在提供給一般人的一般知識嗎？還是要訓練出不同於一般人的人才？一般人已經有了想像，而論文的問題意識是如何擁有「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也是一種想像，要「追求專業」倚靠的也還是想像，那麼，學院該做的工作，該是花時間精力打破一般人的想像，還是直接繼續刺激不是一般人的人的想像？
我不怎麼能夠同意這篇論文的方法，但是我很同意結論中的幾句：
…過去新聞專業論述建構了帶有道德成份的豐富知識，卻因為沒有給足熱情支撐，所以衍生的熱情想像總是無法持久，禁不起常規平淡生活考驗。甚至因為過度規訓的關係，反使新聞工作者變得更為馴服，缺少力圖改變的創意與熱情。
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我們同意熱情會影響常規工作與自我超越，便得注意擅長理性分析的學術工作經常只從知識角度解釋新聞工作種種問題，提出的理論論述往往忽略熱情成份。如果我們同意學術世界還是具有某種影響實務世界的力量，面對平淡節奏的事實，學術工作者便不能再滿足於過去所建構的純淨世界。
但是方法上又實在很難讓人同意：
…因此我們提議，新聞學術工作應該發動一次小型革命，重新書寫新聞理論，看重「熱情」這種帶有藝術家特質的東西，然後期待可以回頭透過學校教育等不同方式，重新影響受過去專業論述規訓的實務工作者，共同發現常規生活的熱情情慾，找尋屬於個人的工作意義。
「重新書寫新聞理論，看重『熱情』這種帶有藝術家特質的東西。」這句話本身就些自我矛盾：理論的目的並不是在於處理特質，尤其是人格的特質，而是在於建立普遍的法則；想要用理論處理特質，最後就是特質也不再會是特質。
而既然以藝術家做為「重新書寫新聞理論」的比喻，在關於藝術的相關學術中，就可以看到，美學（Aesthetics）與藝術研究（Art Studies），就是相當不同的兩支。前者作為哲學的一支，主要的課題在於人類是否具備有共同的審美能力，美感是否具有普遍性，具有美感的事物是否具有共同性質；至於藝術研究，雖然也包含像是藝術社會學，或是結合當代政治、性別、階級、全球化問題思潮的研究，但是奠基這門學問的兩大體系：形式主義與圖像學，一是要處理藝術作品中風格形式的特殊性，一是處理形式如何表現特殊內容的特殊性。美學的對象是全宇宙中的美感，而藝術家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在藝術研究中，而不是在美學理論中。
既然說了「熱情」是藝術家「特質」，就該以處理特質的方法來處理特質。要處理特質，首先就是將眼光從理論與普遍性移開，正面肯定「特質」的存在，肯定具有特質的人格與人物，肯定「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的特殊當代或歷史人物，說明具備「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之後能夠具體成為怎樣的人，樹立具體的超越對象，以超越對象的道德、天才，化成其他人。
某方面來說，也可以說是造神，但是很多時候造神也沒有什麼不好—儒生的祖師爺是孔子，工匠的祖師爺是魯班，梨園的祖師爺是田都元帥，一門技藝開始造神的時候，也就是展現這門技藝作為一種專業的時候。如果問題在於如何超越，但是又不肯定超越對象的存在，那是要超越什麼？不肯定老師的存在，那是要教育什麼？如果不肯定具有特殊性的人物，那麼老師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課堂上講授這些研究，也不過就是無異於告訴學生：你們如果選了這一行，是不可能成就任何偉大的人格，接受了我們給你的科班訓練之後，你的人生就已經墮落了、沒救了。
「追求專業的強大意志」是一個屬於人文範疇的問題，那麼，問題不在於發動什麼小型革命，而是應該回歸、並確認社會科學訓練與人文訓練在價值上的區別，社會科學可以作為編採訓練中、讓媒介工作者運用的工具，社會科學也可以成為媒介工作者的外圍知識，但是社會科學並不能夠決定編採工作向上進步的動力。
編採訓練，是一門人文訓練。
（想寫的東西很多，但是想先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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